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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职教发展过程中的三大风险性特征

来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所

［摘  要］:我国高等职教发展过程中偏面注重速度增长和奴量扩充的作法，给高等职教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风险。笔者回顾和研究了我国高等职教的发展历程，并从中梳理出我国高等职教发展的三大风险性特征：办学规模扩张性、办学目标和专业结构趋同性、资源配置的市场依赖性。

［关键词］:高等职教；风险性特征；扩张性；趋同性；市场依赖性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我国高等职教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招生人数迅速增加，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建设投入与日俱增。然而，由于运行和发展中的危机因素没有得到及时分析和化解，高等职教超常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如社会认同度低，学生就业比较困难；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较差；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办学水平参差不齐；发展目标模糊，办学特色不够鲜明。因此，深刻反思我国高等职教既定的发展理念，深入研究我国高。职院校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性特征，并采取切实措施规避因超速发展而带来的风险，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回顾和研究了我国高等职教的发展历程，并从中梳理出我国高等职教发展的三大风险性特征。

        一、办学规模扩张性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在高职的发展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1985年《中共中央雷速体育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是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职，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体系。这一决定，使得高职的地位得到提高，为后来高职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1986年，第一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高等职业学校和一部分广播电视大学、高等专科学校，应该划归到高等职业教育，这次会议，拓宽了高职的外延，使高职对象多样化。1991年，国务院五部-委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务院雷速体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高职院校的数量迅速增加。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高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制定了原则和规范。1996年6月，国务院组织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口号，并于1997年9月发布《国家教委雷速体育高等职业学校设置的几点意见》，确定上海、江苏、辽宁、北京、天津、广东、浙江、黑龙江、河北、河南10省、市开展高职试点，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掀起了高职试点的热潮。1998年12月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又一次提出发展高职的任务，并确定了发展高职的“三改一补”方针；使得发展高职的问题重新成为一个热点。随后又提出了“三多一改”（多渠道、多规格、多模式发展高职，重视教学改革，真正办出高职特点）的高职发展方针，这意味着除了“三改一补”中提到的学校可以办高职外，普通高校也可以举办二级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发展高职。1999年1月，教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发《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高职由以下机构承担：短期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内设置的高职机构（二级学院）、经教育部批准的极少数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国家规定合格标准的成人高校，这就形成了各路大军一起办高职的格局。“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雷速体育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后来，教育部又将高职院校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再次降低高职准入门槛。自此，全国各地高职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20世纪末，教育部提出发展高职的”三不一高“政策，这个政策总体上对高职规模扩张不利，遭到很多人反对，所以出台后不久就取消了”三不“政策。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在高等职教发展方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仅为高职扩招和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而且在客观上为高职规模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由于政府对高职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高职办学经费短缺现象相当普遍，因此很多高职院校把扩大招生规模作为缓解经费紧张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手段，并且把规模增效作为发展理念，从而导致学校走上了规模扩张的”不归路“.

        总结和回顾我国高等职教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高等职教规模扩张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类型增多。在20世纪80年代，高等层次的职业教育主要由一些职业大学来举办。而到20世纪90年代底，举办高职的学校有：短期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内设置的高职机构（二级学院）、经教育部批准的极少数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办学规格达到国家规定合格标准的成人高校。二是速度加快。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新式高职开始产生并得到了缓慢发展，到1989年，全国有职业大学117所，在校生7.5万人。20世纪中后期至今，是我国新式高职加速发展时期。1996年，全国高职（专科，下同）招生46万人，2005年招生268.1万人，10年增长了5倍。 2005年，全国高职在校生数713万，比1996-年提高5.1个百分点。2001年，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只有386所，2005年增加到1091所，5年时间增长了 2倍。三是规模扩大。2001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在校生有72万人，比1996年增加了6倍，比 1985年增长了11倍。在高职院校数和招生人数不断增多的同时，校均规模也在相应扩大。2002年，高职校均规模为2523人，2005年为3909人。

        目前我国高等职教的发展只是一种线性发展，其发展主要体现在速度和规模上，在内涵和质量上并没有得到进一步提高。并且这种超速发展的背景是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由此可能带来不规范、失衡、秩序混乱等负面效应。高等职教办学规模不断扩张，可能带来规模与质量不对称、软件与硬件不协调、教学与改：革不配套、结构与布局不合理等现象，因而给高等职教持续、健康发展带来-系列危机。一是生源危机。据统计，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现有1.2亿，近两年继续攀升，2009年将达到顶峰，有适龄人口1.25亿，然后下降，到2020年，适龄人口只有0.82亿。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生源总量将逐步减少。一方面高职办学规模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生源总量将要逐步减少，因此，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高等职教将，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二是信誉危机。近年来，由于高职院校规模扩张的速度超过了高职院校的反应速度和承受能力，致使很多学校师资跟不上，管理跟不上，教学设施、设备跟不上，从而使教育质量受到影响，、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教，其质量的下降必将影响到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我国传统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其教育质量已得到公众认可，并且已形成了品牌效应。然而高校扩招以后，随着教育质量的下滑，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认可度越来越低，高等教育面临严重的信誉危机。三是财务危机。为了适应规模扩张的需要。很多高职院校不得不大量圈地，大兴土木，纷纷上马基建项目。由于政府对高职院校经费投入甚少，很多高职院校建设投入经费都是从银行贷款的，长此以往，债台高筑，学校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

        二、办学目标和专业结构趋同性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发展存在过分趋同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办学目标趋同。一些学校不管学校实际条件，盲目追求高层次、综合性，贪大求全，攀比升格。有些学校从以前的中职学校升格为高职以后，不是谋求如何提高办学质量，如何把学校办出特色，以适应当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要，而是把升格为本科作为首选目标。还有一些专科性学校以创办综合性学校为己任，为达此目的，他们不顾自身的历史背景、学科特色及资源结构等实际情况，片面追求专业数量，盲目开办新专业，有的甚至只靠简单的合并或重组就将专科性学校上升为综合性大学。目前，办学趋同现象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有愈演愈烈之势，并且已经引起了有关专家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现在许多高校都在”争创--流“,这本身并无不妥，问题在于，什么才叫”一流“?一些学校不顾条件，一味将专科升格为本科，将多科性学校升格为综合性大学的做法，是万万要不得的。一流大学并非仅指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都可以办成一流的学校。

        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是多样化的，人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因此不同大学要有不同的目标定位，要凝练自身的专业特色，沉淀独特的大学精神。一些著名大学的成功经验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北大以”提倡新学，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著称，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名世，川大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闻名。世界著名大学都将办学理念、个性化定位视为生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至今不设赚钱的法学院、商学院，却造就了大批自然科学的名家。高职院校应从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的多元化上下功夫，从市场的多元需要和自身的实际出发，找出自己的发展定位和生存空间。如果定位不明，目标雷同，”扎堆式“办学，不仅会造成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会导致院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从而使一部分高职院校面临生存危机。

        二是专业结构趋同。其主要表现：一是非类专业（非高职院校主导专业本身所能涵盖的专业）不断增多。目前，很多高职院校都在设置与自己原先专业无关的专业，这类专业数目在专业总数中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例如，计算机应用专业，现在绝大多数文科类高职院校都在开设这一专业。而像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有相当一部分工科类高职院校也在开设。近年来，现代物流、建筑工程、装饰装潢等专业比较火爆，于是各高职院校争相开办，使得高职专业结构中非类专业的比例进一步增大。二是相同专业占专业总数的比例也在逐步增大。我们在对湖北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情况进行分析时发现，2006年，湖北省110个高职办学实体共开设专业317个。60%以上都集中在50个专业。开设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学校达94所，开设电子商务专业的学校67所，市场营销专业66所，文秘专业58所，商务英语专业58所。由此可见，专业雷同的现象十分严重。形成高职院校专业雷同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高职院校经费短缺。如果我们对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就不难发现，雷同专业主要是投入少的文科和管理类专业。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现有专业设置制度不完善。由于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很多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并非建立在市场调查、专业人才供需状况分析的基础上，专业设置很容易失去严格而理性的控制。

        专业规定着人才培养的类别和方向，也决定着教学资源的布局。它的设置既受科技发展规律的制约又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同时还要受教学设施、师资队伍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高职院校在设置专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现实需求和长远需求，考虑自身所处的环境，考虑学校的现实条件。如果只是一味地趋同，一方面会导致人才培养类别的趋同，从而导致人才培养不足或过剩，给学生就业带来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教学资源布局雷同，从而导致重复办学、重复建设，给高职院校带来资源闲置或浪费的风险。

        三、资源配置的市场依赖性

        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有权力配置模式和市场配置模式。教育资源权力配置模式就是通过政治权力、行政权力等对教育资源进行分配和使用。教育资源市场配置模式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从理论上讲，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教育，资源配置的模式有所不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是比较单一的权力配置模式，其经费、生源等都受国家政策、法律保障。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一般有权力配置和市场配置两种模式，但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教育，两种模式各有侧重。就拿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笔者以为，前者偏重于权力配置模式，而后者则偏重于市场配置模式。自从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雷速体育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高等教育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市场经济特征。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市场力量注入高等教育领域提供了内在动力。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大学规模的扩张，但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有限，无法随着教育规模和需求的扩大同步增长，为了弥补经费不足，开始实行收费制度，让市场参与资源配置。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下，市场因素越来越多地介入到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经费中非政府性投入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权力配置依然是主要方式，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仍然是教育总经费的主体。目前，国家对普通高校都有比较固定的拨款，这些拨款基本能满足一些高校的基本运转。而对高职院校来说，国家重点强调资金来源的多渠道，以地方政府为主，国家更多地体现在政策方面的投入和扶持。而。目前在我国很多地方，高职院校”不是民营的民营“现象十分普遍。地方财政对高职院校的拨款在很多地方还不能维持教师基本工资，高职院校生存、发展所需的经费。绝大部分要通过收取学费来解决。此外，在招生、就业等方面，现行的政策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潜规则“,也使普通高校享受着权力配置资源所带来的种种优越性。例如，目前的高校招生中分批次录取。高职院校在普通高校之后录取，人为地造成了生源市场不公平竞争的局面。政府助长的学历主义盛行的风气，也潜在地影响着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目前，我国高等职教主要停留在专科层次，而一些行业及用人单位（包括政府机关）动辄要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国家在选拔人才、晋升、晋级等方面，往往把学历层次作为一个硬指标，这样就使得高职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由此可以看出，普通高校过多地受到了权力的保护，其发展背后潜藏着政府的影子，而高职院校保障体系比较脆弱，其生存、发展必须依赖市场，从市场中获取办学资源。

        应该说，通过市场来配置高等职业教育的资源，这本身无可非议。因为市场确实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力量进一步介入高等职教，一方面促使高等职教以市场为导向，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但如果过度依赖市场，反而会导致资源配置不足。因为高职院校在实现资源配置的充足性方面受市场、政府、高职院校自身三方面影响，如果过份依附市场，公共财政的缺位，就会造成高职院校资源配置的不充足。现阶段高职院校主要通过生源市场获取资源，其它的市场渠道，例如社会财富对高职院校的捐助，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行业协会实力的壮大及其作为第三部门对高职院校的扶持等，由于机制和体制的原因都未能有效地开辟，使得高职院校只能争抢生源市场这一获得办学经费的”独木桥“.目前，我国高校数量庞大，高职院校在生源方面不仅要面对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而且还要与普通高校展开竞争。高职院校的社会认可度较低，市场成本和社会成本较高，在生源市场上还不具备与普通高校相抗衡的明显优势，加之高职实行的是高收费制度，其学费高于普通大学，有的甚至是普通大学的两倍，因此其生源市场较为冷淡，且存在很大变数。充足的教育资源是有效实施人才培养目标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能够抵御教育市场的风险和可能发生的意外损失。如果把生源市场作为高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一旦生源滑坡，高职院校就会面临严重的办学危机。同时，把生源市场作为高职院校经费来源的主渠道，不仅会助长高职院校高收费、乱收费的风气，而且还会使部分高职院校以盈利为目的，刻意控制和减少教学投入，过度聘用兼职教师，变相转移办学资金，损害教育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引发高职院校的道德风险。此外，由于教育质量的获得一定程度上是与效益相冲突的，甚至是以牺牲效益为代价的，因此，把市场作为高职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市场的效益原则和逐利性原则，不仅会使教育质量受到影响，而且还可能将公共教育导向市场决定办学的误区，从而引发教育价值取向的风险，并最终导致高职教育公益性的丧失。